快讯：证人相继“翻证” 受害人证其清白 背负“强奸罪”48年的老人看到了希望……

6月的北京，干燥炎热，在北京西站附近的一家小宾馆里，79岁的湖北老人何文福一遍遍整理自己“强奸罪”申诉材料，嘴里念叨着，“新补充的申诉书交上去一个月了，我就想来最高检问问，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1975年，在湖北省荆州市钟祥县（现钟祥市），31岁的何文福被抓，1977年被判“强奸罪”，获刑15年。但无论是在被审讯，还是服刑期间，他都始终坚称自己是被冤枉的，出狱后，他四处奔走，寻找证据，试图自证清白。

这些年，何文福找到了当年强奸案的受害人和一些证人。在委托律师调查后发现，当年的多位证人愿意出面为何文福作不在场证明，受害人卓某也在多人的见证下，说明当年情况，称何文福“不是作案人”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看着一张张按有手印的受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，79岁的何文福看到了翻案希望，但几年下来，他的申诉，总仿佛小石子投进了大海，泛起浅浅的波纹后又很快恢复了宁静。在北京的这几天，最高检的办案检察官接待了他，称他的申诉案还在进一步审查中。

如今，年事越来越高，他想摘掉“强奸犯”的帽子，请求法律恢复名誉的心愿，变得越来越急切。

被当“强奸犯”获判刑

找了几十年，身边人都已经知道何文福不是那个“拦路强奸犯”，但何文福还是抬不起头，“只有法律上更正了，社会上的人都知道了，我的清白才算是回来了。”

1968年，何文福投靠亲戚，从河南泌阳老家到了湖北荆州市的钟祥县，跟师傅学了几年烧窑后。1975年2月，他来到一家砖厂，成了一名烧窑师傅，每个月烧一个窑，工钱一两百元，是当年大家都羡慕的高薪。

但何文福怎么也没想到，在这里工作半年后，一件改变他命运的事情发生了。

“当年公社的武装部就是管作奸犯科的。1975年8月16号那天，我在回砖厂的途中，就被武装部的人给抓了。”何文福说，他反复询问被抓原因，但对方态度严肃，回答的始终都是“你知道”。

在公社管理处被关了一天一夜，何文福被送进了看守所。在看守所被审问时，何文福才知道，原来他被抓，与2天前，发生在砖厂两三公里外小树林里的强奸案有关。

钟法刑判字第015号判决书中，法院审理查明：1975年8月14日下午，何文福趁未婚女青年卓某单独行走之机，即起歹心，尾随追赶前去，拉住女方。卓某哭喊求饶，何文福怕他人闻声赶来，便施用暴力，对卓某捂嘴毒打，威胁逼迫。随后，将女方摔倒在地上，何文福撕破该女短裤进行了强奸。强奸起来后，又抢走女方现金3元。

因为何文福“无理抵赖，拒不认罪”，1977年2月，钟祥县人民法院从严判处他有期徒刑20年。

一条漫长的“申诉路”

在这起案件的结案报告上，列了6条何文福是犯罪嫌疑人的认定依据：何文福有犯罪当时的蓝色上衣，黄色褂包，经卓某辨认确系行凶者物件；经卓某多次指认，确系何文福当时强奸了她；因群众保密不严，何文福听到调查“强奸案”后，将作案穿的汗衫和其他物件一起转移；何文福拒不承认8月14日活动情况及着装，这说明他心中有鬼不敢承认；何文福操钟祥城关地区口音；何文福在此之前，有流氓犯罪活动，此次犯罪绝非偶然。

“我自己没有蓝色上衣和黄色挂包，我拿走的那件汗衫是我曾经收留过的一个同乡的。”何文福说，庭审时，他曾反驳道，“我从没见过卓某，跟她完全不认识，而且我说话带的是河南口音，根本不是钟祥口音，我之前从来没有过流氓犯罪行径，我不承认，是因为我根本没做过，是被冤枉的。”

身处监狱的何文福并没有放弃，在狱中他不断地写材料，邮寄给各个相关部门，反映情况。1982年，钟祥县法院复查后认为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定性正确，但量刑偏重。该院判决，撤销此前判决，判处何文福有期徒刑15年。

何文福不服，坚信自己无罪，再次提请上诉，同年10月，原湖北省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认为：原审认定的事实和判决并无不当，何文福上诉无理，予以驳回。

“我还是不服，但是在监狱里写了那么多信都没用，我只能先服刑。”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，何文福减刑2年6个月。1987年2月，他出狱后，被安排在了一家汽车修配厂工作，“出来之后，我一边工作，一边继续申诉。”

出狱后的36年里，何文福找到了很多翻案的证据，但他想要法律还他“清白”，却始终遥遥无期。

仨证人纷纷“翻证”

其实，除了上文所说的定罪依据，当年警方侦查期间还找到了人证：何文福的同事吴国富和范德才称，曾看到他往案发地走去；村民谢翠香称在案发地附近看到过何文福。

出狱后的那几年，何文福分别找到了这些证人，说明来意后，让何文福自己都很意外，这些证人给出的情况说明，与当年警方的调查结果并不一致，三位证人都愿意为他作“强奸案”的不在场证明。

2015年3月15日，吴国富出具的情况说明上写道：“砖厂只有一口锅，又炒菜又做饭，烧熟要个把多小时。吃完饭，我和何文福去菜园里种菜。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。案件发生后，别人写好材料，叫我签名，以这次说的为准。”

2016年，范德才出具的证明中显示，案发当天，何文福十一点多钟回到窑厂，下午一点钟左右吃完饭后，他们在屋里睡了一会儿，两点来钟，何文福和吴国富拿着铁锹去挖园子了。

2016年，证人吴国富在接受何文福的两位代理律师调查取证时又陈述道，“何文福吃中饭后没出去过，就是和我在挖园子。当天挖了一下午。”

范德才说，“何文福被抓起来之后，我还跟石门水库的人在一起说过了的，何文福是冤枉的，他没有作案时间。”

2015年6月8日，当年案件的另一位证人谢翠香，在一份律师书写的调查笔录上签字、按手印。调查笔录载明：武装部长派车将她接到派出所，要她说看到了何文福和卓某的事，让她把何文福咬死，这样说会给她好处。她没有按部长教的说，只说，听说何文福有过多段感情经历。调查人员很不满意，没有派车送她回家，让她自己从派出所走回家。另外，“在小树林附近见过何文福”笔录上的名字，不是她签的。

“根据受害人陈述，强奸案发生的时间是8月14日12点左右到下午2点之间，在调查中发现，几位证人证言，都能证明，那个时间何文福在窑厂，并不在案发现场。”何文福的代理人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张春雨律师说。 拿到证人证言后，何文福终于看到了希望，但湖北省高院却驳回了他的申诉。理由是吴国富翻证并未说明合理理由，不应采信；范德才的证明属传来证据，不足为信；谢翠香改变原来所证的内容，其证言内容存疑。

受害人为他证清白

2019年6月3日，何文福收到了湖北省检察院的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。通知书中写道：本院审查认为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量刑适当。申诉人何文福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，不符合立案复查条件，请息诉服判。

看到通知书的那一刻，何文福绝望了。但2017年，又一束希望之光照亮了他的申诉路。

2017年12月，卓某在一份按了手印的情况说明中说：“我现在实事求是地把1975年8月份发生在我身上的一起拦路强奸案的情况说明清楚。当时事情发生后我并没有报案，是办案人员直接来找的我，并要我指认是何文福作的案，当时我知道不是何文福害的我，但我只能按办案人员的指示咬定是何文福作的案。我现在实事求是地把情况说清楚：何文福不是作案人，我不想冤枉一个好人。”

卓某的这份情况说明中，有2位见证人，是石门水库退休干部；1位记录人，是居委会综治信访办主任。石门水库退休干部陈文才，作为见证人之一，曾说，写下这份情况说明时，卓某多次说，不能冤枉何文福一辈子。

看到情况说明的那一刻，何文福激动地哭了，“受害人都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我坐了十几年牢，真的是太冤枉了。”

最高检介入调查

“拿到这些关键证据后，最高检介入了调查。”何文福说，“2020年底，最高检的检察官去我家了解情况，我也收到了很多次案件办理的信息。”

自从有检察官去家里了解情况后，这三年来，何文福总会把“什么时候有消息？”这样的问题挂在嘴边，身边人常常宽慰他“案件办理有程序”，让他再等等，但却不忍心埋怨他的着急。

2021年9月30日，荆州市中院就此案召开会议，何文福满怀希望地去了，但会上法官表示，可以给予何文福救助金。“其实我不愁吃穿，孩子们也都有各自的工作，家里的条件也还都可以，我不需要救助，我需要的是清白。”何文福无奈地说，他拒绝救助金后，事情又没了消息。

直到今年年初，证人谢翠香又录制了一份情况说明的视频，张春雨律师将这份新证据交到最高检后，何文福的申诉又有了新的进展。

今年2月2日晚上，何文福收到了最高检的短信。短信中说：经审查，您提出的事项内容不够具体，诉求不够清晰，我们无法予以审查，请将控告（申诉）情况表述清楚，诉求表达明白，并提供法院和检察院的相关法律文书，以便我们及时依法处理。

“之前提交的申诉书，是他还没有请代理律师时自己写的。5月8日，我们补充了一份新的申诉书交到了最高检。”今年6月，张春雨律师告诉津云记者，“老人等了一个多月，还没消息，有些着急，所以想亲自到最高检来问问。”

6月下旬，张春雨陪同何文福在最高检见到了相关检察官，张春雨说，“目前这个案子在最高检是中止状态，还在进一步审查中。”

端午节前一天，何文福从北京回到了湖北荆州的家，35岁的小儿子给他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在何文福心中，当年的案子不只是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，小儿子虽然嘴上不说，但一直不愿意去相亲结婚，其实与他这个“强奸犯”不无关系，“强奸犯的这份侮辱，是我们全家人的压力。我现在快入土了，就盼着能在临死前恢复名誉，重获清白，也让孩子们挺直腰杆做人。”（津云新闻记者 鲍燕 发自北京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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